国家立法是食品安全的强大保障。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任何立法都具有一定滞后性，相比于当时的食品安全形势，4年来，犯罪方式在不断升级，犯罪手段更趋隐蔽，致使法网一次次被无情撕开。比如，在2011年的金华特大新型地沟油案中，警方现场查获违法产品3200余吨，而这只是新食品安全犯罪的冰山一角。不断增加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也促使立法者编织一张更加严密的法网。

从节约立法成本、快速应对形势、弥补规范真空的角度看，采取“二次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不失为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目前公布的两高解释，在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等同时，特别采用列举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若干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进一步增强了司法机关依法惩处食品犯罪活动的可操作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出上述司法解释的同时，最高法院还公布了5个典型案例。尽管我国并非英美法系国家，司法案例并不具有判例约束力，但这些食品安全审判案例经由最高司法机关公布后，具有指导性作用，有利于全国各级法院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参照上述案例审理同类案件，使法律一致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得到充分维护，更好地昭示司法公正、高效和权威。

此外，举办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进行全媒体直播等手段，对于从事违法行为的人群，更是一次心理震慑和法律警示。如果说，立法者对食品安全法和刑法的修订，是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一记重拳，那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全媒体直播等举措，就是形成钳击之势的组合拳，有利于更好地打击有关犯罪活动，不让美好的“强国梦”在舌尖上黯然失色。

当然，惩治食品安全犯罪，除了使用重典，还须“习武不辍”。比如，这次司法解释中，并未回答公众关心的“分级召回”“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问题。回看法治较为完善的西欧，“挂牛头卖马肉”风波也警示我们，穷尽立法、司法、行政等手段，确保从农田到餐桌的绿色安全，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