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五部委下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随之又出台了《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及监督管理办法》，2001年7月，国务院再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通知》，以这三个文件为标志，我国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正式确立。此后，由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开始在全国推开。

“七年来，药品集中招标弊多利少，医药企业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老百姓不满意药品集中招标，医药企业不满意药品集中招标，医疗机构不满意药品集中招标，政府也不满意药品集中招标。”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王锦霞评价道。

“ 阳光采购”的药品集中招标缘何蒙上阴影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某医药企业老总向记者提供了一组关于胸腺肽招标的数据：进口产品日达仙，每瓶零售890元，中标价为722元；合资企业每瓶零售价198元，中标价130元；而国产的中标价每瓶只有20多元，最低中标价仅7.5元。在临床使用中，由于国家规定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价在实际采购价基础上顺加15%，不准医疗机构二次议价，医疗机构往往趋于高价药，所以中标价仅7.5元一瓶的胸腺肽几乎无人问津。

采访中多家医药企业老总向记者诉苦，在市场化采购的药品零售市场，如民营医院、零售药店等不搞药品集中招标，不规定药品零售价只能在采购价基础上顺加15%，它们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企业只需要以价格、质量和服务来竞争。但是我国药品市场的70%份额在公立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化药品集中招标，而且药品零售价执行实际采购价顺加15%的政策，不准医院二次议价。原本指望牺牲利润保住市场份额，但到头来“西瓜”、“芝麻”丢失殆尽，医药企业已经陷入了“不中标等死，中标也要死”的怪圈。

本来推进医药购销领域的药品集中招标是为了惠及百姓，实际效果却是高价药屡屡中标。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烟台市55家医疗机构举行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血塞通”作为一种中老年人心脑血管常用药，中标价为每盒19.17元，是云南特安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而在医药商城芝罘屯店，生产厂家和规格完全一样的“血塞通”仅卖7元钱。

由于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政府只负责招标，采购和付款还是医院，企业不得不报高价留下给攻关医院和医生的空间，所以中标药品未必是低价药，为了中高价，药品集中招标过程也很难避免腐败。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赵博文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某医院向某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企业索要赞助款，赞助额是该企业在医院销售药品零售价的6%，企业虽然内心很不愿意，但还得交。

“企业也没办法，没有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违法无法生存。”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药品集中招标难有透明的环节，能否中标还需要征得各个医疗单位的确认，这个环节就可能出现第二次公关，包括医疗机构向投标的医药企业索要赞助费、批量作价让利、贷款结算等名目繁多的费用。

该人士还透露，即使医院确认中标，医生肯不肯用也很关键，这个环节又会出现第三次公关，包括开单提成费、统方费等等。“如果这三个环节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即使中了标也是‘白搭’，在这种情况下，医药企业根本不敢得罪医院。”

据商务部的统计，在我国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阳光采购为何难如人愿

上世纪80年代，药品在供不应求之前一直是“统购统销”，那个时候执行采购价顺加15%作零售价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80年代中期，随着药品供求形势的逆转，开始放开“统购统销”，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药品流通制度；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竞争规则还不成熟，法规不够完善，医药市场出现购销秩序混乱和腐败的情况，但是主要是掌握采购权力的医院院长、药剂科长，所占药品的比例并不高，医生拿回扣的情况很少。这时政策制定者不是着手建立完善市场规则，而是开始探索以行政手段药品集中招标制度解决问题。

政策制定者希望借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通过竞价方式解决“药价过高”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公开的招标程序，实现医院药品采购过程的“阳光化”，纠正药品采购中的不正之风。

但从七年药品集中招标的实践效果来看，解决“药价虚高”和采购过程“阳光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由于难以平衡药品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从实施之初就争议不断。药品生产企业抱怨药品招标次数太多，机构太多，企业不得不各地奔波参加投标，加重了企业负担；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药品生产企业中标后医院进货量反而下降的“死标”现象。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国家取消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此后，一批医药生产企业汇聚北京，他们联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一起酝酿废止药品集中招标制度，并上书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政府部门。

然而，政府药品集中招标政策下各省都建立了庞大的专门机构，加上药品集中招标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腐败利益链，要想取消并非易事。